——从转发一篇《联合早报》文章被删说起

今年５月２７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由中通社供稿的题为《美报为何炒作ＸＸＸ〈回忆录〉》的文章。我曾将其转发，但立即就被删掉，根本就未能和网友见面。

其实这篇文章是非常“正面”的，立场、观点都没有问题，完全是和党和政府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虽说是批驳海外“美报”的，而实际上也是针对咱国内的许多读者的，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是由于是谈ＸＸＸ的回忆录，而且是在敏感日期，所以也就“胎死腹中”了。我感到很可惜，使我们的网友失却一次受教育的好机会。

现在在我们的新闻传播中有一个词，叫做“敏感”。一篇文章如果被认为是“敏感”，那么它就只好“胎死腹中”不能出世了。就拿上面说的中通社的那篇稿子来说，它是为了“以正视听”，不许翻案而写的。它说：“为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定性翻案，就意味着重新搅乱中国人民的思想，激起社会的动荡，稳定发展的中国势必重新陷入文革那样的持续内乱之中。”特别是最后一段，它警告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回忆录’的出现，既不能改变历史潮流，更不能阻挡和动摇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这是唯一的结论。”既然是“唯一的结论”，还怕什么？为什么还把它看作“敏感”的东西而不让它发表呢？

我觉得老是把它捂着也不是一个办法。２０年了，人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已经完全忘记，而是一直记在心里的。人们是想说又不敢说、不好说。今天我在和讯博客上浏览了一下，发现有好多篇文稿就都是这样，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

思想问题是要通过细致的有说服力的思想工作来解决的，光靠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胡锦涛同志已经提出人民群众有“四权”——知情权、参与要、发表权、监督权，这“四权”，不光是说说，而是要切实地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去的。像“六四”这样的事情，即使是５０年、１００年之后，人们都不会忘记，终会有正确的评价的。

邱立本：鄧小平自我平反陆肆
·鄧小平南巡，落實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也使中國可以期盼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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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沒有斷層的。 這是觀察陆肆事件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恰恰是人性的一線曙光， 穿越了血腥和痛苦的長夜，也見證了星雲大師和許家屯的奇緣。

因為星雲和許家屯本來就是兩個世界的人物。星雲是佛教高僧，許家屯是無神論者。星雲與國民黨高層關係密切，而許家屯則是共產黨的高幹。但正如法國大文豪雨果所說，在一切革命原則之上的，還有人道的原則，而他們僅僅是在香港灣仔的一次飯局中邂逅，即結下了生死相依的緣份。

這也許是六四事件中溫暖人心的一幕。在政治鬥爭的末路中，只有佛門可以投奔，只有一面之緣的和尚可以投靠。而他們的緣份，也在二十週年的當兒，展示中國在「後陆肆」發展中的奇特軌跡。

研究歷史的學者，都不會不同意：當天最後下達開槍命令的是鄧小平。這也使他在晚年中背負了歷史的罵名，但也恰恰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中，作出了巧妙的安排，實質上自我平反陆肆，讓「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落實，也讓和胡耀邦關係密切的胡錦濤接上了班，當了黨的最高領導人，也讓當年和趙紫陽一道的溫家寶接任總理，成為政府的最高領導人。

事實上，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五日，當全球中國人都陷入了絕望的深淵之際，沒有人會預料到二十年後的中國是這樣的光景：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中國的汽車產量和銷售量，第一次超越了美國。中國在全球化體系中擔任重要的角色，不僅被譽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也成為金融海嘯中力挽資本主義狂瀾的一股力量。

這當然是因為鄧小平九二年的南巡，在經濟領域中悄悄地推動了一條「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經濟上全面放開，融入了全球化的經濟體系，而在政治上則是不搞爭論，擺脫了意識形態之爭，解放了中國民間的巨大生產力，創造了這十幾年的經濟奇蹟。

這是巨大的歷史諷刺，中國在六四悲劇的土壤中，意外地用鮮血澆灌出艷麗的市場經濟花朵，擺脫了教條的束縛，也提升了全民的生活品質。但滿園經濟的春色，卻掩不住政治改革滯後的痛苦。權力不能制衡，貪污腐敗事件也上升到共和國歷史的高峰，而當前在網路上沸騰的「鄧玉嬌刺殺淫官案」，更反映民間對政治變革的渴望。

這也是歷史期待拐點的時刻。讓沒有斷層的人性，來呼喚一度斷層的政治改革。今日的中國，是否可以出現一個「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完成二十多年前中國未完成的政治改革？被視為師承胡耀邦的胡錦濤，是否可以展現「二胡」的魅力，尋回飄遠了的時代共鳴？■

邱立本 [e-mail]

填平认知“五四”精神的“代沟”

杜 光

在5月7日的上海《社会科学报》“五四回眸”专版上，读到了该报实习记者和前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的对话，题目是《不仅仅是青年问题》。读罢百感丛生，一吐为快。

记者提问说：“通常，一提到五四，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青年人，想到爱国主义。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顾骧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用理性主义来批判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它是中国历史上，自鸦片战争以后最伟大、最深刻的影响历史前进的精神文化运动。仅仅把它限定于青年问题或者爱国主义，说得轻一点是误解，说得重一点是故意抹杀启蒙运动的任务。”他在回答后面的问题时还谈到：“记念五四运动我们应该更高地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90年前提出的民主、科学到现在也一点都不过时。”

读着这个对话，不由得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撇开青年问题不谈，仅就五四精神来说，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怎么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边是青年人，一提到五四,“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爱国主义”；一边是老年人，认为作为“启蒙运动的火炬”，“民主、科学到现在也一点都不过时”；把它限定于爱国主义，“是故意抹杀启蒙运动的任务”。为什么会这样呢？

出现这个现象，一方面固然是五四运动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是二十年来舆论导向片面引导的结果。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出现的认知五四精神的“代沟”，完全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

通常谈到五四运动，指的是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次延续五六年的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我们的先辈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解放思想，开启民智，讨伐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奴隶主义，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进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1919年五六月间，从北京开始，在全国爆发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宰割欺凌和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这个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并且得到了工商各界的支持。各地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最后迫使北洋政府改组内阁，并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个运动先后持续近两个月。

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五四爱国运动是包孕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高潮。由于它的范围广泛、影响深远，所以后来把整个新文化运动都称为五四运动。胡绳在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群众爱国运动”作为两节分开来论述，从历史记叙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必要的。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后者称为狭义的五四运动。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指的都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有在讨论学生运动问题的时候，才把它放在狭义的意义上。

所以，通常谈论的五四精神，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至于爱国主义，可以说是狭义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即发生在1919年五六月间的那场五四爱国运动的精神。长期以来，五四运动被认为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始终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发表的社论《记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就指出：“27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曾经猛烈地反对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五四’已过去二十七年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仍然是辉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主与科学一直被认知为五四运动的旗帜，五四运动的精神。

为什么要把五四爱国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说成是整个五四运动的精神呢？

把爱国主义定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扼杀以后的事。

以反腐败和实现民主自由为主要诉求的八九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当代版。在八十年代那个思想比较解放、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孕育、积蓄起来的民主力量，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爆发出来，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新高潮。它的规模、声势，都远远超过了五四爱国运动。它不但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奠定了新的起点，而且为执政党提供了清洗病毒、完善自身的大好机会。无奈执政者把自己的既得利益看得高于民族利益，竟采取了比七十年前的北洋政府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手段，出动对付外敌的正规军队，把汹涌澎湃、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这笔血债从此成为当政者挥之不去的梦魇。为了把继承五四精神的八九民主运动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有意识地把两个不同涵义的五四运动混淆起来，用主要体现五四爱国运动的爱国主义，来描绘整个五四运动的精神，以掩盖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运动的旗帜和精神的历史真相，排斥民主与科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五四精神的实质就在于以民主反对专制，以科学祛除蒙昧；用爱国主义掩盖民主与科学，排斥民主与科学，也就保护了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

由此可见，这个变换的政治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和精神，体现的是民主革命的要求，是为民主主义服务的；爱国主义既可以体现为民主革命的要求，为民主主义服务，也可以体现专制政体的要求，为专制主义服务。二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当政者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发，一直把爱国主义引上为专制政体服务的轨道。最近就有一个典型的例证，据网上披露，中共中央办公厅不久前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其中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这就是说，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歌颂共产党，歌颂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这样一来，爱国主义就变换成了爱党主义。请看，这个舆论导向多么高明！它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表明，他们为什么要把五四运动的旗帜和精神，从民主与科学偷换成为爱国主义。

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宣传，青年一代对五四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都不甚了了，他们被灌输的五四运动，就是爱国主义的运动。所以《社会科学报》的记者才有一提到五四，青年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爱国主义的说法。顾骧严肃地对这个问题作出订正，并且指出：“记念五四运动，我们应该更高地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90年前提出的民主、科学到现在也一点都不过时。”这是对五四精神的拨乱反正，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从更深的层次来剖析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指出，当前舆论媒体的爱国主义喧嚣，是近期的朝野反民主高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一个时期以来的反对普世价值、批判08宪章、指斥三权分立，“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等等，汇聚成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抵制政治民主化的大合唱。资中筠最近在一篇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的文章中说得好：“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新启蒙运动，其对象是上面的专制主义和下面的奴隶主义，作用是解放思想。”“否定五四精神，说穿了就是拒绝政治和社会向着现代民主、宪政方向转型。”在这里，她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否定五四精神、偷换五四精神的实质所在。

我们当前依然面临着变革图强、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接续五四运动的精神，开展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启民主之蒙，启科学之蒙，填掉认知五四精神的“代沟”，不分老中青，同心同德，共同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克服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奴隶主义。当然，我们也需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提倡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它的山川和大地，热爱它的子民和庐舍，热爱它的主权和领土，热爱它的历史和文化，并且愿意为这一切作出应有的贡献。但必须在爱国主义和爱党主义之间划请界限。一个政党是否值得爱，是否应该爱，要看它是否真正地为人民谋利益，是否清廉自守、先公后私，是否能够把国家与民族带上健康发展、不断进步的道路。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从而获得人民的爱戴。但这要由实践来检验，不是自吹自擂所能做到的。

2009年5月13日

湖北巴东县刚烈女子邓玉娇杀了一个企图用暴力强奸她的恶官，并杀伤了另一个，现在全国上下异口同声说“杀得好！”这是为什么？请问一个弱女子不甘心受辱，面对三个强壮的男人，如果她不用这种激烈的反抗手段，她能反抗的了吗？她能挣扎的了三个强壮男人的蹂躏吗？如果被杀的恶官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后，见其不从而起身离开，邓玉娇能追上去将其杀死吗？是不是邓玉娇象武侠小说中的女侠那样怀有绝世武功？如果恶官确实停止了做恶离开了，那么邓玉娇追上去也只能用刀捅向恶官的腹部或胸部，怎么能一下捅到了恶官的咽喉？因此稍微有点判断能力的人，不难想象肯定是恶官正在撕扯邓玉娇的衣服而没有将邓玉娇的两手按住，才使得邓玉娇能用刀在近距离的条件下捅向了恶官的咽喉。也许有人会说，等他强奸完了，你再告他不行吗？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天真了。在那些官黑一体的地区，你能把恶官告倒吗？现在不是官方已经放出风来说邓玉娇杀人用的不是酒店里的修脚刀，而是提前买好的水果刀。这是什么样的暗示？是否在暗示邓玉娇是预谋杀人？还说邓玉娇患抑郁症，难道患抑郁症的人在受到暴力侵犯的时候就不应该反抗？现在邓玉娇自首后已经被关起来了。事情明摆着。法律也清清楚楚写着，当受害人受到暴力侵害反抗时造成的任何后果是不服法律责任的，下面就看我们的司法机关怎么处理了。

现在在广大弱势群体中蔓延着一种“仇官”、“仇富”情绪，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人们为什么“仇官”？现在贪污受贿欺压老百姓的难道不都是当官的？现在那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们都是些什么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官子女！这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们的财富都是靠自己的拼搏努力争来的？鬼才相信！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没听说过有什么人仇恨他。

现在暴力抗法事件越来越多，为什么？请问当失地的农民和被野蛮拆迁的城市贫民上告无门、上访被堵截、被送进疯人院、被关押、被劳教、被判刑，那么除了暴力抗法，还能有什么办法？这就难怪人们都说邓玉娇杀恶官“杀得好！”了。

陈奉孝
二00九年五月十五日

外国红卫兵跑到咱中国来了
——评古兆维《论东方式的民主》
安宜生

外籍华人古兆维最近在他的和讯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东方式民主》的文章　，引起网友们的热评。据５月１０日下午3时整的统计，点击率１３２９，评论数达１５７１，这个评论数可能是和讯开博以来的最高记录。但是如果进入这个博客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就会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占９５％以上的评论帖子都是漫骂，用的是最肮脏、最下流、最刻毒的语言进行谩骂，骂得令人害怕，骂得使人不敢正常地自由地发表意见，只能赞成拥护博主的观点，而不得有半点反对；二是有创意、能深入地探讨一些问题的帖子特别少，为什么？因为凡是和博主文章意见相左的都被删去了，或是被他吓得不敢发表反面意见。（我本人就被删去五六条）这就是古先生的所谓的“东方式民主”在网络上的实践：一是谩骂，二是删帖，只能听他的，不能反对，一点民主的气味都没有。
他的题目是《论东方式民主》，照理讲，他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应该直奔主题，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东方式民主，说一说东方式民主有哪些特点，和西方（式）民主有哪些相同的地方，还有哪些不同的地方，以及所谓的“东方”究竟包括哪些地方，“民主”又是指的是哪些内容，等等。可是他的文章一开头就以势压人，什么“思想极右”、“沉迷于西方式民主”、“想让中国进入西方民主”、“幼稚和愚蠢”、“别有用心”等一大堆帽子压了下来。使我们一看，感到文革时期的大批判又回来了。
接着他点名揭发批判了两位网友的名（承他的情没有点我的名），

不仅骂这两位网友是“笨猪”、“混蛋”，并且把他们和“印尼的法轮功”联系起来。法轮功是个什么组织？是个已被取缔的反政府的非法的邪教组织。在我国大陆，法轮功是不合法的。姓古的这样做，充分地暴露了他的告密者的嘴脸，至少也跟当年的红卫兵一样，是在给人乱套帽子。

古兆维说：“我告诉他们，我只是支持东方民主，不支持西方民主。因为我在所谓西方民主国家住了５０几年，知道西方民主是一个狼，不是好东西。”真是令人肃然起敬，也引起人们想进一步对他了解的兴趣。有人问他：“请问您是在哪国住了５０多年？”他说：“印度尼西亚。”噢，印度尼西亚也是西方吗？真是天外奇谈！他一下子露出了马脚，原来是一个骗子！他所说的所谓“西方民主”，原来并不在西方，而是在东方的印度尼西亚。他有亲身感受并深恶痛绝的并不是美国和西欧的西方民主，而是印度尼西亚的东方民主。他也配来评论什么东方民主西方民主？
既然我已发现他是一个骗子，对他的文章已失去了信任，因而也就不想再看下去，但我又考虑既然来了，并且还准备写一篇评论文章，那么就耐着性子看下去吧！
他说西方民主“是个狼”、“不是个好东西”。这是和我们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作的论断是相反的。俞先生在论证“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候，既说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也说了民主并不完全是个好东西，甚至有时还是个坏东西，但他最后还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归根结底民主对老百姓来讲是有利的。他这样论证就比较有说服力。
那么古兆维是怎样论证“西方民主不是好东西“的呢？他拿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没有？没有！而是天南海北地胡扯一通。首先他仅举出一个选举的事例，且是智利的，已经使人有以偏概全的感觉。接着他举了巴勒斯坦、以色列、俄罗斯、印度、伊朗、朝鲜等几个国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来说明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公平，以此来说明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好。这是在论证“东方式的民主”吗？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胡扯，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论证。
国际间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争纷是很多的，对这些事端的看法有个立场、观点的问题，古兆维对这些问题看法的立场观点，完全还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是很强的，极端仇视美帝国主义，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强盗，是狼，只有侵略、破坏、颠覆，我们对它必须打倒，根本就不承认它也有什民主制度，如果说有，那也是假民主，如此等等。由于有了这样的立场和观点，他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就不会有实事求是的全面认识。
老实说，我们对你现在自认为正确的一套，比你要熟悉得多。因为我们曾经在我们这块国土上亲身经历过七八十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党中央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也进行了拨乱反正，已改变了毛泽东执政时期自认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要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错误路线。党中央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摆脱了我国在毛泽东时代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提高了国际地位，从而在外部环境上促进和保证了我们国家今天和平建设的大好形势。和平与发展，是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总方针。（《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上宋以敏写的《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一文可作参考。）
古兆维这篇文章是论述东方民主的，可是我从头看到尾没有看到文中有关东方民主的论述有多少文字，这可能与他对民主为何物根本不懂有关。好吧，既然他谈不出来，那么我就帮他简明扼要地谈几条：

1、首先要肯定“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俞可平说的，我就不重复了。

2、民主只有一个，就像天上的太阳只有一个一样，没有什么“东西之分。

3、民主的形式各有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大陆有大陆的民主，香港有香港的民主，台湾有台湾的民主。亚洲国家国情各不相同，民主形式也就不同，哪来的什么“东方式民主”！

4、民主一直是我国仁人志士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之所以不断追求，因为我国目前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在完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外国好的东西，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不能认为这样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认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5、民主不光是选举，还有许多内容。与它相匹配的还有法制、人权、自由、平等、权力制衡等等，这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中却把这些全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货色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暂时先写这一些，民主制度是一门大学问，是需要几代人结合国情不断地研究它，从而不断地改进它完善它。你提什么“东方式民主”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完全是头脑里瞎想出来的。你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化的历史吗？从你这篇文章看，你对这些是一窍不通的。我再来讲一点给你听听：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又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也是曾经有过民主化历史的党。在抗日战争中，为了和腐败的国民党争夺群众，我们的党曾经顶着共产国际的压力，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写了《新民主义论》，１９４５年他又写了《论联合政府》。这两本书都是谈新民主主义的。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理论大得人心，当时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就是受的这个理论的感召。我本人也是因为读了毛泽东的这两本书而参革命的。可是，正是毛泽东他自己，后来却背叛了这个正确的理论，在全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无休止地大搞阶级斗争，大搞个人迷信宣传，废除法制，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从而一步步地把中国引入苦难的深渊。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拨乱反正，从最初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到现在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恢复并发展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老人，我明确地表示过，毛泽东当初搞的新民主主义比他后来搞的社会主义好。你古兆维写什么“论东方式民主”，对中国共产党曾经卓有成就的搞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都不了解，还能有什么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古兆维为了使他的这篇大作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推动，他提了两条建议，一条是“中纪委应该主要由党外人士组成和监督”，另一条是“国家的最高机构人大的组成部分，最好，应当交给另外的一批人。”这两条建议如果中央决策层能够看到，我希望中央能够采纳，但我估计最终结果是扔置一边，不了了之。

过去我曾听说过国外也有像红卫兵、造反派那样的人，这次读了古先生的文章，并参与了对他的文章的讨论，总算见识了这位虽说长着中国人的面孔但有着外国国籍的外国红卫兵是什么样子。总的一个印象：他们和当年的红卫兵是很像的，只是多了一点商人的狡诈，既会以势压人，还会对人欺骗。
五柳村2009年5月13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