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鄧小平自我平反陆肆
·鄧小平南巡，落實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也使中國可以期盼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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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沒有斷層的。 這是觀察陆肆事件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恰恰是人性的一線曙光， 穿越了血腥和痛苦的長夜，也見證了星雲大師和許家屯的奇緣。

因為星雲和許家屯本來就是兩個世界的人物。星雲是佛教高僧，許家屯是無神論者。星雲與國民黨高層關係密切，而許家屯則是共產黨的高幹。但正如法國大文豪雨果所說，在一切革命原則之上的，還有人道的原則，而他們僅僅是在香港灣仔的一次飯局中邂逅，即結下了生死相依的緣份。

這也許是六四事件中溫暖人心的一幕。在政治鬥爭的末路中，只有佛門可以投奔，只有一面之緣的和尚可以投靠。而他們的緣份，也在二十週年的當兒，展示中國在「後陆肆」發展中的奇特軌跡。

研究歷史的學者，都不會不同意：當天最後下達開槍命令的是鄧小平。這也使他在晚年中背負了歷史的罵名，但也恰恰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中，作出了巧妙的安排，實質上自我平反陆肆，讓「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落實，也讓和胡耀邦關係密切的胡錦濤接上了班，當了黨的最高領導人，也讓當年和趙紫陽一道的溫家寶接任總理，成為政府的最高領導人。

事實上，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五日，當全球中國人都陷入了絕望的深淵之際，沒有人會預料到二十年後的中國是這樣的光景：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中國的汽車產量和銷售量，第一次超越了美國。中國在全球化體系中擔任重要的角色，不僅被譽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也成為金融海嘯中力挽資本主義狂瀾的一股力量。

這當然是因為鄧小平九二年的南巡，在經濟領域中悄悄地推動了一條「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經濟上全面放開，融入了全球化的經濟體系，而在政治上則是不搞爭論，擺脫了意識形態之爭，解放了中國民間的巨大生產力，創造了這十幾年的經濟奇蹟。

這是巨大的歷史諷刺，中國在六四悲劇的土壤中，意外地用鮮血澆灌出艷麗的市場經濟花朵，擺脫了教條的束縛，也提升了全民的生活品質。但滿園經濟的春色，卻掩不住政治改革滯後的痛苦。權力不能制衡，貪污腐敗事件也上升到共和國歷史的高峰，而當前在網路上沸騰的「鄧玉嬌刺殺淫官案」，更反映民間對政治變革的渴望。

這也是歷史期待拐點的時刻。讓沒有斷層的人性，來呼喚一度斷層的政治改革。今日的中國，是否可以出現一個「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完成二十多年前中國未完成的政治改革？被視為師承胡耀邦的胡錦濤，是否可以展現「二胡」的魅力，尋回飄遠了的時代共鳴？■

邱立本 [e-mail]

填平认知“五四”精神的“代沟”

杜 光

在5月7日的上海《社会科学报》“五四回眸”专版上，读到了该报实习记者和前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的对话，题目是《不仅仅是青年问题》。读罢百感丛生，一吐为快。

记者提问说：“通常，一提到五四，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青年人，想到爱国主义。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顾骧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用理性主义来批判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它是中国历史上，自鸦片战争以后最伟大、最深刻的影响历史前进的精神文化运动。仅仅把它限定于青年问题或者爱国主义，说得轻一点是误解，说得重一点是故意抹杀启蒙运动的任务。”他在回答后面的问题时还谈到：“记念五四运动我们应该更高地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90年前提出的民主、科学到现在也一点都不过时。”

读着这个对话，不由得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撇开青年问题不谈，仅就五四精神来说，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怎么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边是青年人，一提到五四,“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爱国主义”；一边是老年人，认为作为“启蒙运动的火炬”，“民主、科学到现在也一点都不过时”；把它限定于爱国主义，“是故意抹杀启蒙运动的任务”。为什么会这样呢？

出现这个现象，一方面固然是五四运动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是二十年来舆论导向片面引导的结果。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出现的认知五四精神的“代沟”，完全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

通常谈到五四运动，指的是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次延续五六年的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我们的先辈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解放思想，开启民智，讨伐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奴隶主义，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进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1919年五六月间，从北京开始，在全国爆发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宰割欺凌和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这个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并且得到了工商各界的支持。各地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最后迫使北洋政府改组内阁，并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个运动先后持续近两个月。

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五四爱国运动是包孕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高潮。由于它的范围广泛、影响深远，所以后来把整个新文化运动都称为五四运动。胡绳在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群众爱国运动”作为两节分开来论述，从历史记叙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必要的。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后者称为狭义的五四运动。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指的都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有在讨论学生运动问题的时候，才把它放在狭义的意义上。

所以，通常谈论的五四精神，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至于爱国主义，可以说是狭义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即发生在1919年五六月间的那场五四爱国运动的精神。长期以来，五四运动被认为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始终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发表的社论《记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就指出：“27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曾经猛烈地反对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五四’已过去二十七年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仍然是辉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主与科学一直被认知为五四运动的旗帜，五四运动的精神。

为什么要把五四爱国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说成是整个五四运动的精神呢？

把爱国主义定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扼杀以后的事。

以反腐败和实现民主自由为主要诉求的八九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当代版。在八十年代那个思想比较解放、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孕育、积蓄起来的民主力量，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爆发出来，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新高潮。它的规模、声势，都远远超过了五四爱国运动。它不但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奠定了新的起点，而且为执政党提供了清洗病毒、完善自身的大好机会。无奈执政者把自己的既得利益看得高于民族利益，竟采取了比七十年前的北洋政府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手段，出动对付外敌的正规军队，把汹涌澎湃、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这笔血债从此成为当政者挥之不去的梦魇。为了把继承五四精神的八九民主运动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有意识地把两个不同涵义的五四运动混淆起来，用主要体现五四爱国运动的爱国主义，来描绘整个五四运动的精神，以掩盖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运动的旗帜和精神的历史真相，排斥民主与科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五四精神的实质就在于以民主反对专制，以科学祛除蒙昧；用爱国主义掩盖民主与科学，排斥民主与科学，也就保护了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

由此可见，这个变换的政治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和精神，体现的是民主革命的要求，是为民主主义服务的；爱国主义既可以体现为民主革命的要求，为民主主义服务，也可以体现专制政体的要求，为专制主义服务。二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当政者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发，一直把爱国主义引上为专制政体服务的轨道。最近就有一个典型的例证，据网上披露，中共中央办公厅不久前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其中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这就是说，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歌颂共产党，歌颂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这样一来，爱国主义就变换成了爱党主义。请看，这个舆论导向多么高明！它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表明，他们为什么要把五四运动的旗帜和精神，从民主与科学偷换成为爱国主义。

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宣传，青年一代对五四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都不甚了了，他们被灌输的五四运动，就是爱国主义的运动。所以《社会科学报》的记者才有一提到五四，青年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爱国主义的说法。顾骧严肃地对这个问题作出订正，并且指出：“记念五四运动，我们应该更高地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90年前提出的民主、科学到现在也一点都不过时。”这是对五四精神的拨乱反正，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从更深的层次来剖析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指出，当前舆论媒体的爱国主义喧嚣，是近期的朝野反民主高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一个时期以来的反对普世价值、批判08宪章、指斥三权分立，“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等等，汇聚成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抵制政治民主化的大合唱。资中筠最近在一篇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的文章中说得好：“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新启蒙运动，其对象是上面的专制主义和下面的奴隶主义，作用是解放思想。”“否定五四精神，说穿了就是拒绝政治和社会向着现代民主、宪政方向转型。”在这里，她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否定五四精神、偷换五四精神的实质所在。

我们当前依然面临着变革图强、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接续五四运动的精神，开展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启民主之蒙，启科学之蒙，填掉认知五四精神的“代沟”，不分老中青，同心同德，共同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克服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奴隶主义。当然，我们也需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提倡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它的山川和大地，热爱它的子民和庐舍，热爱它的主权和领土，热爱它的历史和文化，并且愿意为这一切作出应有的贡献。但必须在爱国主义和爱党主义之间划请界限。一个政党是否值得爱，是否应该爱，要看它是否真正地为人民谋利益，是否清廉自守、先公后私，是否能够把国家与民族带上健康发展、不断进步的道路。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从而获得人民的爱戴。但这要由实践来检验，不是自吹自擂所能做到的。

2009年5月13日

湖北巴东县刚烈女子邓玉娇杀了一个企图用暴力强奸她的恶官，并杀伤了另一个，现在全国上下异口同声说“杀得好！”这是为什么？请问一个弱女子不甘心受辱，面对三个强壮的男人，如果她不用这种激烈的反抗手段，她能反抗的了吗？她能挣扎的了三个强壮男人的蹂躏吗？如果被杀的恶官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后，见其不从而起身离开，邓玉娇能追上去将其杀死吗？是不是邓玉娇象武侠小说中的女侠那样怀有绝世武功？如果恶官确实停止了做恶离开了，那么邓玉娇追上去也只能用刀捅向恶官的腹部或胸部，怎么能一下捅到了恶官的咽喉？因此稍微有点判断能力的人，不难想象肯定是恶官正在撕扯邓玉娇的衣服而没有将邓玉娇的两手按住，才使得邓玉娇能用刀在近距离的条件下捅向了恶官的咽喉。也许有人会说，等他强奸完了，你再告他不行吗？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天真了。在那些官黑一体的地区，你能把恶官告倒吗？现在不是官方已经放出风来说邓玉娇杀人用的不是酒店里的修脚刀，而是提前买好的水果刀。这是什么样的暗示？是否在暗示邓玉娇是预谋杀人？还说邓玉娇患抑郁症，难道患抑郁症的人在受到暴力侵犯的时候就不应该反抗？现在邓玉娇自首后已经被关起来了。事情明摆着。法律也清清楚楚写着，当受害人受到暴力侵害反抗时造成的任何后果是不服法律责任的，下面就看我们的司法机关怎么处理了。

现在在广大弱势群体中蔓延着一种“仇官”、“仇富”情绪，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人们为什么“仇官”？现在贪污受贿欺压老百姓的难道不都是当官的？现在那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们都是些什么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官子女！这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们的财富都是靠自己的拼搏努力争来的？鬼才相信！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没听说过有什么人仇恨他。

现在暴力抗法事件越来越多，为什么？请问当失地的农民和被野蛮拆迁的城市贫民上告无门、上访被堵截、被送进疯人院、被关押、被劳教、被判刑，那么除了暴力抗法，还能有什么办法？这就难怪人们都说邓玉娇杀恶官“杀得好！”了。

陈奉孝
二00九年五月十五日

五柳村编者的话：网友推荐新华社 资深记者林田写的《西方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败盛行，与大家所见相同。不过他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封建专制思想残余及特权思想的影响，只是“助长了这些弊病的发展，并使这些弊病带上了中国特色。”因此反对“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人士的说法，这些弊病都是由于旧的政治体制中存在封建特权和缺乏民主监督，经济改革不彻底和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总之，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东西带来的，只有改掉封建专制主义，这些弊病才能消除。”认为“照搬西方民主是自甘堕落”。并说：“在推进民主这一点上，我们和主张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人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分歧在于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认为，只要有共产党领导，就无法对它进行监督。我们则认为，在中国当今情况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人民的民主。”因此尽管对中国现存问题所见相同，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分歧很大。

经搜索查出，此文系首发于林田的博客[愚斋藏贝]http://blog.sina.com.cn/lintian，从2009-04-26 18:21开始 ，分四篇连续发出，到2009-04-29 09:41发完。此刻（2009-05-15：06：13）四篇文章分别获16+29+25+18人次访问，这个博客的总访问量也仅4400，也未搜到其他网站转发的。但他的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国的改革何处去？如何评价改革前后的得与失，正在激烈争论，但许多是戴帽子打棍子，只能激化矛盾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本文不管观点正确与否，总是在探讨问题的态度。而我相信当前参与这场争论者的绝大多数尽管观点对立，都是仍在关心国事，为了中国更好，只要大家都尊重事实，理性沟通，就能求同存异，取得一定的共识，为此特将林田先生的文章介绍于此，同时发出武宜三先生对本文作出的回应，并欢迎大家都来发表意见。2009-05-15


西方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０１：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是走错了路？其后果是否使中国社会倒退到了“五四”以前的状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09c540100cynz.html
近年来，我国知识界一些人士中流行着一种观点：中国现行的共产党领导体制，是一党专政，也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延续。现在严重的官员贪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弊病都由此而来。
这个说法，正是当今倡导在中国照搬西方民主的人们的主要论据。他们赞成有人提出的“回归‘五四’”的口号，也是由此论据出发。而所谓“回归‘五四’”，就是从头来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掉封建主义的东西。椐此，他们主张的政治改革，就是要改掉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国内有的报刊杂志，也隐隐约约地向读者灌输这种观点。有人还把这种观点加以包装，拿来向中共中央献策。

上述看法，涉及到以下几个根本问题，现在我想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是走错了路？其后果是否使中国社会倒退到了“五四”以前的状态？
我们在评价建国以来６０年的这段历史时，应当看到，前３０年虽然因共产党的领导的多次严重错误给全国人民带来过灾难，但毕竟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坚持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并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而后３０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开始了现代化与“和平崛起”的征程。总之，把建国以来的六十年说得一团漆黑，并说中国已经倒退到“五四”以前的状况，只能被认为是不顾事实的胡说。现在，共产党的党政领导体制、制度和作风，确实存在着官僚主义，缺乏民主，以及少数官员贪污腐败、特权思想严重等弊病，急待通过整治和深化政治改革加以解决，但说整个党政领导已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集团或阶层，则是耸人听闻。真实意图是为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制造舆论。其实，这种“革命”１９８９年已经预演过，幸亏邓小平下决心果断处置，保证了中国有２０年的稳定发展。

西方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０２：二、官员贪腐普遍化与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怎么来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09c540100cyu4.html
---按照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人士的说法，这些弊病都是由于旧的政治体制中存在封建特权和缺乏民主监督，经济改革不彻底和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总之，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东西带来的，只有改掉封建专制主义，这些弊病才能消除。
我则认为，官员贪腐和社会两极分化等弊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而封建专制思想残余及特权思想的影响，更助长了这些弊病的发展，并使这些弊病带上了中国特色。
---政治改革也确实需要抓紧和加大力度展开，因为只有通过政治改革，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使党政机关和官员受到人民群众的严格监督，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但这种政治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不是为了取消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通过发展、扩大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反过来说，只有在党的正确有效的领导下，才能搞好政治民主建设。

西方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０３：三、照搬西方民主是自甘堕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09c540100czbi.html
---应当承认，我国在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方面，在公民权利的实际保障方面，还存在许多落后和不足之处，这是我们今后必须下大力解决的问题。从形式来看，我国公民享受民主的程度，远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从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来说，已经超过了他们。时至今日，再回过头来照搬西方民主，只能是走回头路。而且我们看到，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照搬西方式的民主，只能带来纷争以至战乱不止的局面，结果就会落得连印度也不如（由于英国的培植，印度效法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里是作得较好的，但它的上层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恐怕比我们还要严重）。从世界战略形势来说，我们按照美国制华的意图，搞颜色革命，实行美式民主，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加强美国称霸的“一极”格局，在世界全球化中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延缓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总之，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照搬西方民主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自甘堕落之举。

西方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０４：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得通吗？
---３０年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使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虽然存在社会分配不公等现象，但总算结束了长期成为笼罩中国阴影的农村贫困人口饥饿的历史，不算少数“先富”的人，至少一半人口过上了接近小康水平的生活。今后只要在实践中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不断完善，这条路应是走得通的。但从今天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来说，这条道路上仍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胡锦涛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大会讲话中说：“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说明中共中央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承认有失掉执政地位的可能性。我认为，即使排除被战争打断的情况，至少有三种发生“改旗易帜”的可能。

网友回应（一）武宜三

林田先生，1、“共产党来领导，这是由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内外形势决定的。”不错。但是，贏秦、刘汉、趙宋、愛新覺羅的“领导”，难道“不是由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内外形势决定的”？

而且，国民党为什么就不能领导中国呢？

2、你说“把握好和平发展的机遇，大约４０年后，我们就将赶上或超过美国”，很好、很好。只是我想，这个美梦的实现，必须让美国人在未来的40年中，每年增长不得大于2%。但谁有这个本事呢？就以我们贵国的文化教育水平、科学水平、人口素质、资源、环境，如何保证每年都有８％增长呢？

3、如果我们贵国能在1945年“把握好和平发展的机遇“，早就跑在日本前面去了（起码也不相上下），何至于今日还在找什么机遇？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武宜三：评《黄克诚自述》）
4、“实行美式民主，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何以见得？再说，“成为美国的附庸”，有什么不好？看看日本、韩国、台湾。他们至少比当苏联（俄国）附庸的中国、朝鲜、蒙古强多了吧。请你看看毛泽东在1945年时，是怎么吹捧“美式民主”？美国至今没有占领中国一寸土地。美国不但在抗日战争中帮助中国人、在国共战争中帮助共产党，而且现在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可靠的后方和避难所。看看现在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不是“美国人”的爸爸或爷爷？有哪一个先富起来的中共党人不把进入美国当作第一选择？

妖魔化美国，如果不是骗人，就是被人所欺骗。骗人者可耻，被骗者可怜。

5、“幸亏邓小平下决心果断处置，保证了中国有２０年的稳定发展”。用杀人保证稳定，值得“幸亏”吗？而且稳定了谁呢？
是千千万万下岗工人？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是千千万万的农村失学儿童？是千千万万的访民......

6、“共产党仍然是一个没有忘记穷人的党”，只是不肯公布财产、不愿意受监督，“从省到市县乡镇的党政机关以至所属部门，争先盖豪华大楼或楼院，搞劳民伤财的什么‘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公款旅游（包括出国）等等更是成了理所当然的待遇和享受，而这许多问题都是中央三令五申，屡禁不止，不了了之的。少数（？---武注）领导干部甚至向‘问题大款’和‘黑帮老大’看齐，胡作非为，腐化堕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应该说，共产党仍然是没有忘记坑害穷人的党。

武宜三于香港
2009、5、13

外国红卫兵跑到咱中国来了
——评古兆维《论东方式的民主》
安宜生

外籍华人古兆维最近在他的和讯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东方式民主》的文章　，引起网友们的热评。据５月１０日下午3时整的统计，点击率１３２９，评论数达１５７１，这个评论数可能是和讯开博以来的最高记录。但是如果进入这个博客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就会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占９５％以上的评论帖子都是漫骂，用的是最肮脏、最下流、最刻毒的语言进行谩骂，骂得令人害怕，骂得使人不敢正常地自由地发表意见，只能赞成拥护博主的观点，而不得有半点反对；二是有创意、能深入地探讨一些问题的帖子特别少，为什么？因为凡是和博主文章意见相左的都被删去了，或是被他吓得不敢发表反面意见。（我本人就被删去五六条）这就是古先生的所谓的“东方式民主”在网络上的实践：一是谩骂，二是删帖，只能听他的，不能反对，一点民主的气味都没有。
他的题目是《论东方式民主》，照理讲，他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应该直奔主题，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东方式民主，说一说东方式民主有哪些特点，和西方（式）民主有哪些相同的地方，还有哪些不同的地方，以及所谓的“东方”究竟包括哪些地方，“民主”又是指的是哪些内容，等等。可是他的文章一开头就以势压人，什么“思想极右”、“沉迷于西方式民主”、“想让中国进入西方民主”、“幼稚和愚蠢”、“别有用心”等一大堆帽子压了下来。使我们一看，感到文革时期的大批判又回来了。
接着他点名揭发批判了两位网友的名（承他的情没有点我的名），

不仅骂这两位网友是“笨猪”、“混蛋”，并且把他们和“印尼的法轮功”联系起来。法轮功是个什么组织？是个已被取缔的反政府的非法的邪教组织。在我国大陆，法轮功是不合法的。姓古的这样做，充分地暴露了他的告密者的嘴脸，至少也跟当年的红卫兵一样，是在给人乱套帽子。

古兆维说：“我告诉他们，我只是支持东方民主，不支持西方民主。因为我在所谓西方民主国家住了５０几年，知道西方民主是一个狼，不是好东西。”真是令人肃然起敬，也引起人们想进一步对他了解的兴趣。有人问他：“请问您是在哪国住了５０多年？”他说：“印度尼西亚。”噢，印度尼西亚也是西方吗？真是天外奇谈！他一下子露出了马脚，原来是一个骗子！他所说的所谓“西方民主”，原来并不在西方，而是在东方的印度尼西亚。他有亲身感受并深恶痛绝的并不是美国和西欧的西方民主，而是印度尼西亚的东方民主。他也配来评论什么东方民主西方民主？
既然我已发现他是一个骗子，对他的文章已失去了信任，因而也就不想再看下去，但我又考虑既然来了，并且还准备写一篇评论文章，那么就耐着性子看下去吧！
他说西方民主“是个狼”、“不是个好东西”。这是和我们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作的论断是相反的。俞先生在论证“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候，既说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也说了民主并不完全是个好东西，甚至有时还是个坏东西，但他最后还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归根结底民主对老百姓来讲是有利的。他这样论证就比较有说服力。
那么古兆维是怎样论证“西方民主不是好东西“的呢？他拿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没有？没有！而是天南海北地胡扯一通。首先他仅举出一个选举的事例，且是智利的，已经使人有以偏概全的感觉。接着他举了巴勒斯坦、以色列、俄罗斯、印度、伊朗、朝鲜等几个国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来说明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公平，以此来说明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好。这是在论证“东方式的民主”吗？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胡扯，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论证。
国际间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争纷是很多的，对这些事端的看法有个立场、观点的问题，古兆维对这些问题看法的立场观点，完全还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是很强的，极端仇视美帝国主义，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强盗，是狼，只有侵略、破坏、颠覆，我们对它必须打倒，根本就不承认它也有什民主制度，如果说有，那也是假民主，如此等等。由于有了这样的立场和观点，他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就不会有实事求是的全面认识。
老实说，我们对你现在自认为正确的一套，比你要熟悉得多。因为我们曾经在我们这块国土上亲身经历过七八十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党中央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也进行了拨乱反正，已改变了毛泽东执政时期自认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要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错误路线。党中央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摆脱了我国在毛泽东时代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提高了国际地位，从而在外部环境上促进和保证了我们国家今天和平建设的大好形势。和平与发展，是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总方针。（《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上宋以敏写的《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一文可作参考。）
古兆维这篇文章是论述东方民主的，可是我从头看到尾没有看到文中有关东方民主的论述有多少文字，这可能与他对民主为何物根本不懂有关。好吧，既然他谈不出来，那么我就帮他简明扼要地谈几条：

1、首先要肯定“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俞可平说的，我就不重复了。

2、民主只有一个，就像天上的太阳只有一个一样，没有什么“东西之分。

3、民主的形式各有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大陆有大陆的民主，香港有香港的民主，台湾有台湾的民主。亚洲国家国情各不相同，民主形式也就不同，哪来的什么“东方式民主”！

4、民主一直是我国仁人志士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之所以不断追求，因为我国目前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在完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外国好的东西，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不能认为这样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认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5、民主不光是选举，还有许多内容。与它相匹配的还有法制、人权、自由、平等、权力制衡等等，这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中却把这些全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货色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暂时先写这一些，民主制度是一门大学问，是需要几代人结合国情不断地研究它，从而不断地改进它完善它。你提什么“东方式民主”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完全是头脑里瞎想出来的。你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化的历史吗？从你这篇文章看，你对这些是一窍不通的。我再来讲一点给你听听：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又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也是曾经有过民主化历史的党。在抗日战争中，为了和腐败的国民党争夺群众，我们的党曾经顶着共产国际的压力，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写了《新民主义论》，１９４５年他又写了《论联合政府》。这两本书都是谈新民主主义的。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理论大得人心，当时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就是受的这个理论的感召。我本人也是因为读了毛泽东的这两本书而参革命的。可是，正是毛泽东他自己，后来却背叛了这个正确的理论，在全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无休止地大搞阶级斗争，大搞个人迷信宣传，废除法制，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从而一步步地把中国引入苦难的深渊。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拨乱反正，从最初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到现在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恢复并发展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老人，我明确地表示过，毛泽东当初搞的新民主主义比他后来搞的社会主义好。你古兆维写什么“论东方式民主”，对中国共产党曾经卓有成就的搞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都不了解，还能有什么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古兆维为了使他的这篇大作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推动，他提了两条建议，一条是“中纪委应该主要由党外人士组成和监督”，另一条是“国家的最高机构人大的组成部分，最好，应当交给另外的一批人。”这两条建议如果中央决策层能够看到，我希望中央能够采纳，但我估计最终结果是扔置一边，不了了之。

过去我曾听说过国外也有像红卫兵、造反派那样的人，这次读了古先生的文章，并参与了对他的文章的讨论，总算见识了这位虽说长着中国人的面孔但有着外国国籍的外国红卫兵是什么样子。总的一个印象：他们和当年的红卫兵是很像的，只是多了一点商人的狡诈，既会以势压人，还会对人欺骗。
五柳村2009年5月13日收到

历史记下了这一天

今年是“五.一九”民主运动五十二周年。每年到五月十九日这一天，我总是心潮澎湃，难以平静，北大学子为争取民主写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热烈的街头演讲，那激烈的辩论会……。入夜以后，展转反侧，难以入睡，许多人的面影便浮现于脑际：许南亭、龙英华、谭天荣、沈泽宜、张元勋、王国乡、王书瑶、刘奇弟、杨路、张景中、叶于泩、张锡锟 、林希翎……特别是那些因参与那次争取民主的运动惨遭迫害死去的刘奇弟、张锡锟、顾文选、贺永增、黄宗奇、敖乃松、任大熊老师、林昭……。尤其是林昭，在那场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她原先并不是运动中的重要成员，只是一个边沿人物。可是当反右运动的后期，许多“右派”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承认“错误”，做违心地自我检查批判时，她却坚守自由民主的信念，势不与迫害人的恶势力做半点妥协。她原本是毛泽东的一个崇拜者，但当她知道发动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只不过是毛的“阳谋”时，她困惑了。她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她感到锥心刺骨的痛。当她亲眼目睹了由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发动“大跃进”，将中国人民推进了饿殍遍野的灾难深渊后，他认清了毛作为一个独裁者的本质，也认清了这个制度的残暴。她彻底觉悟了。她愤怒了，她的愤怒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她用自己女性柔弱的身体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直到被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说心里话，我对那些在敌人的酷刑下屈膝的人，并没有太多的鄙视与仇恨，因为我有亲身的体会，不是什么人都能经得起酷刑的折磨的。当我看到她在上海龙华监狱所受到的种非刑折磨而不屈，当我看到她用鲜血写下的二十万字的部分文章，当我看到她用鲜血写下的诗句，我的心在不停地颤悸，眼泪夺框而出。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患有严重的咳血病的柔弱女子，竟然能在酷刑下不屈。在那场“五.一九”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中，林昭由一个边沿人物最后成了那场运动真正的灵魂，成了中国的自由女神。

人们都知道，“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五.四”的起因虽然是由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出卖国家主权，火烧赵家楼引起，但“五.四”运动的精神支柱却是陈独秀早在四年前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和以儒教为中心的旧礼教对人民的毒害，并没有建立起来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因此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以儒教为中心的旧礼教，旧文化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最主要的任务。

在四十年代，共产党也曾大力呼吁实行民主。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说过，为了解决历代王朝“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我们共产党找到了办法，那就是实行民主。刘少奇也曾说过如果我们取得了政权，绝不实行一党专政。当年新华社也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提倡民主自由，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可是当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一切都变了，“民主”，“自由”成了被禁忌的字眼。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并不奇怪。当年共产党大力倡导民主只不过是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而采取的争取民心的策略罢了。毛泽东就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政策和策略是随时可以改变的。共产党的真实目的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毛泽东，他崇拜的人物不是马克思，而是秦始皇。共产党毛泽东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实行民主呢！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这一天，北大的学子继承“五.四”的传统，勇敢地挑起了“民主”这杆大旗，有事实为证：

“广场”的发刊词里这样写到“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龙英华提出要开辟“自由论坛”。

杨路、张景中、张世林、陈奉孝四人的大字报“自由论坛成立宣言”中提出要“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刘奇弟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

张锡锟的大字报“卫道者的逻辑大纲”中明确指出“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在于制度。

叶于泩的大字报“我看民主”中明确提出“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国乡的大字报“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中明确提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

王书瑶的大字报“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中，明确指出“高度的集权是危险的”（后来毛泽东一意孤行，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不正是高度集权的结果吗？）。

岑超男的大字报“铲草要除根”中明确提出“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

蒋兴仁的大字报“论现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中明确指出了现行选举方式不民主的五条理由并提出了实行真正民主选举的五条原则。

张祖荣的大字报“我认为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了”中明确指出“三害的根源之一：在青年中坚持已过时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法”

…….

难道这些不都说明了正是北大学子继承了“五.四”提倡民主的传统吗？

钱理群先生在“原上草”一书中发表的“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论 一文中将当年北大及外校“右派”提出的主张与七八年后邓小平提出的若干主张做了对比，发现竟如此惊人的相似！但是就是因为当年的“右派”们提前三十年提出这些主张，通通被关进了监狱、劳改、劳教队和对其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监督劳动改造，遭受了二十多年的苦难，至今还不能彻底平反，连一句赔礼道歉的话也没有。天地良心，这公平吗？今天是“五.一九”争取民主运动纪念日。历史是抹不掉的！历史记下了这一天！

陈奉孝

二00九年五月四日
五柳村2009年5月10日收到

（本文在网上转发的很多，但不少随后被删除，这是据TOM首页 > 新闻 > 拷贝的，来源： 大众网 发布者：hqwyvcj765 时间：2009年05月06日 09:43:27）

5.12地震后，当地对重建中的质量问题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四川省建设厅的数据显示，5.12大地震中，重灾区学校倒塌面积为199.7228万平方米，占总倒塌房舍面积的1.3%。

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四川省政法部门对“自然灾害中公共建筑能否免于质量追究”这一命题，在法律上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大地震中建筑物垮塌引发的赔偿问题不适宜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予以解决，几乎已经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共识。

规范存在不足，就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追究公共建筑质量问题的情绪，在民众中始终没有完全化解掉。”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认为，这件事情本身完全能够解释清楚，但现在各种因素却搅在了一起。

刘作明并不主张追究大地震后的建筑质量问题。原因之一是，除了高强度地震作为不可抗力之外，大规模校舍垮塌的问题出在建筑设防标准，规范存在不足，这就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他认为，网上流传的美国工程师灾区考察日记，是他目前看到的对建筑质量比较客观的调查。在这篇调查中，美国结构工程师的发现印证了已有的教训：无筋砖砌体承重、非延性混凝土、相互连接薄弱的建筑构件，这样的组合正是导致地震中大量校舍倒塌的原因。而且，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

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权威的看法——“经专家进行鉴定，负责地说明，这次汶川特大地震，由于地震的强度、烈度，以及地震特殊的作用方式，是造成包括学校、医院和一大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在内的这些公共服务领域设施受损的最根本原因。”

地震波的作用情况非常复杂

其实，地震发生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对校舍垮塌都做出了实质性的调查。

德阳市什邡是校舍大面积垮塌的典型地区之一，在15所垮塌最为严重的学校中，什邡市就占了6所。什邡市检察院主动出击，调查学校教学楼建设工程中有无贪赃渎职问题。

2008年5月底，四川省建设厅和教育厅发出川指【2008】75号文件，内容是关于“开展地震区震害调查的紧急通知”，要求对所有垮塌房屋进行调查，重点是“学校的垮塌和损坏”。其中点了都江堰等四座城市15所垮塌最为严重的学校的名字。随后，四川省即派出两个学校垮塌调查组，分别前往都江堰、什邡、绵竹和平武。

那时，中央层面也通过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支树平的答记者问，做出了明确表态——“肯定毫不含糊，毫不手软”。

一份某市政法部门所作的调研报告认为，建筑物在5.12地震中倒塌和受损致人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属“天灾”而非“人祸”。此次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5000余颗广岛原子弹同时引爆，位于震中的汶川县映秀镇和处于龙门山断裂带上的北川县城，地震烈度达到了罕见的11度，因此造成了建筑物的大面积垮塌或损坏。

这份报告认为，垮塌和受损建筑与所处位置以及地震波的作用方式有很大关系。而凭现今世界的科技水平，人们并不能圆满地解释地震波的运动机理。

在地震中逃脱了死神、并在抗震救灾中有着英勇表现的北川县法院副院长李芝军同样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校舍垮塌不符合民事侵权赔偿的法律特征。文字顔色

本文在TOM网获近两百条留言评论，在其他网上发出的留言也很多，这里选录几条以见一斑。

TOM广东省深圳网友 IP：58.251*.*:009-05-06 15:03:22 发表
厅长: 2008年5.12地震是百年不遇的"天灾",但不能讲绝非"人祸",只能讲我国的地震防范工作没有跟上国家发展的需要,唐山大地震,松藩大地震,也是天灾吧,但我们每次都是揭了疮疤忘了痛吗,国家没有针对性的出具国家法令性的措施,以保证建筑物的防震等级,我是四川人,我都知道在四川现在95%以上的建筑(无论公共建筑还是民用建筑)都是砖混结构,于专业讲就是无筋砖砌体承重、非延性混凝土、相互连接薄弱的建筑构件,但国家到目前为止,快一年了,都没有拟定一定的法令性的措施,来促进地震防范工作法制化推动,三十年后,我们准备死多少人,六十年后我们准备死多少人......

东北网游客 于 2009-5-6 10:33:49 发表如下评论：
太荒唐了。为什么不说说北川中学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楼房呢，就在倒塌的两座建于九十年代的教学楼边上，丝毫未损。还有北川中学外面那些老百姓自己修的房子，基本未倒。新北川中学并未在地震带上，却非要耗资两亿来修，典型的中国特色形象工程！

TOM北京网友 IP：123.120*.*:2009-05-06 14:26:33 发表
这是什么逻辑，不追究建筑质量责任，不就是为了掩盖你们这些贪官的行径吗，别人说不追究建筑质量责任还可以，你们自己说不追究，不正是说明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真是不打自招啊

TOM北京网友 IP：120.92*.*:2009-05-06 14:25:19 发表
如果建筑质量没有问题，可以不追究责任。如果建筑质量不合格，但是我们的父母官却不追究责任, 哪些黄土下面的都是祖国的花朵, 都是天真的孩子, 父母官看到这些一点愧疚都没有吗? 请问我们的父母官是为谁？真的很痛心，让四川百姓汗颜。

TOM天津网友 IP：60.30*.*:2009-05-06 14:10:30 发表
如果不追究承包公司责任, 拿应该追究领导的责任吧, 领导的监督职责在哪里, 不定期排查隐情只顾低头收钱吗? 哪些黄土下面的都是祖国的花朵, 都是天真的孩子, 看到这些一点愧疚都没有吗? 领导的房子塌了吗, 也许领导说的有道理, 但是对孩子, 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呢, 最基本的都没有, 倒下的都是无助弱势的孩子们, 真的很痛心

东北网游客 于 2009-5-6 14:06:24 发表如下评论：
一想起那些可爱的孩子被埋在废墟中的惨烈画面，我一年来每晚都难受的不能入睡。我孩子也8岁了，非常能理解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心中的撕心裂肺的痛。以前是遮遮掩掩不肯提及建筑质量问题，现在混淆概念公然叫嚣无责任，丑恶嘴脸一览无余！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是老天经常无眼……我一直教育我的孩子：要么在中国当官，要么出国！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东北网游客 于 2009-5-6 14:04:16 发表如下评论：
为何新建筑倒塌多,老建筑倒塌少?20年腐败,偷工减料成"疯",还是3分天灾7分人祸啊!!!


东北网游客 于 2009-5-6 13:26:26 发表如下评论：
作为司法厅长说这样的话实在可耻!我认为震后更应追究建筑质量问题,因为如果查证所实,那说明的问题更大,这不仅仅是施工方的问题,而且牵扯到质检部门及其他相关人员的问题,每个环节的问题.正因为有个这次地震才露出水面.

东北网游客 于 2009-5-6 13:14:06 发表如下评论：
为豆腐渣工程开脱的后果，必将导致新豆腐渣工程的诞生，也必将是普通百姓用生命为惨痛代价。

东北网游客 于 2009-5-6 12:20:41 发表如下评论：
绝对不能容忍！一定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验收都是由政府相关机构验收的，合格不合格，老百姓怎会知道？简直是胡扯！真是“官官相互”！！

贪官“胃大”，“预后”堪忧
张桂辉

有消息说，中国新闻网发起的全国“两会”民意大征集结果显示，75.5%的网民关注反腐问题，以绝对“优势”排在今年网民最关注的十大话题之首。这也难怪，尽管近年来社会各界严惩腐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贪官的“胃口”却一年大过一年。

《法制晚报》日前披露，2008年落马贪官的受贿平均值与2007年相比，扩大了2.5倍。从涉案金额与职务对比看，处级干部占的比例最大，而局级干部涉案金额最多，平均值为1595.31万元；从年龄结构看，中年贪官“胃口”最大，46岁至50岁这个年龄段贪官涉案平均值达1500多万元。

　　现今贪官真了得。一个个不仅贪得无厌、欲壑难填，而且胆子大得很、脸皮厚得很、手段多得很，以致受贿平均值扶摇直上———不要说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了许多，就是与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也是一马领先、望尘莫及。

　　贪官“胃口”为什么会成倍成倍“长大”？他们咋就不愁“消化不良”、不怕“胃壁穿孔”？想来思去、纵观横看，终于明白：除了自身存在的诸如理想信念动摇、侥幸心理严重、廉政意识淡薄、道德情操不端等主观因素外，还与以下“三大三小”外在因素不无关系：

　　其一，教育警示，声势大效果小。平心而论，长期以来，各地对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警示工作是重视的，非但不曾中断，而且接二连三。可谓用心良苦，费心劳神。然而，因为未能持之以恒、一以贯之，今天这个主题的警示教育没有搞深搞透，没能入耳入脑，明天又换一个主题教育。这样做，乍看起来办法很多、声势很大，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大多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既没能刻骨铭心，更不会自觉警醒。

　　其二，监督制约，雷声大雨点小。近些年来，各地关于加强党内监督，制约领导权力方面的“雷声”不可谓不大，举措不可谓不多。然而，时至今日，“雨点”却依然很小———对权力监督的缺位、错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对“一把手”、“实权者”的监督，还存在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不敢监督的“共病”。加之监督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好人主义，隔靴搔痒、避实就虚，监督也好，制约也罢，效果微乎其微，那些不能自律自警的领导，只要“权杖”在手，不“挥所欲挥”才怪呢。

　　其三，打击惩处，决心大力度小。时下，有些地方对贪官的打击惩处，不说心慈手软，却也心怀慈悲。法律之剑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忆往昔，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有功之臣，同样处以极刑；看今朝，对贪官似乎讲起宽容来了，不要说几百万、几千万，就连“亿字号”的巨贪，也可以免其一死。如，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石雪，贪污公款2.6亿元，终审只判了个“死缓”……

　　清廉还是腐败，事关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以反腐倡廉为己任。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央领导曾多次强调：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然而，到了有些地方，居然打了“折扣”。按照法律本应判死刑的却“刀下留情”。常言道，杀鸡儆猴。而今的“猴”们胆量越来越大了，而“鸡”却越杀越少了。如此这般，何惧之有、何儆效尤？

　　听任贪官私欲不断膨胀、“胃口”快速扩大，到头来，被贪官吞噬的，就不单是人民的“血汗钱”， 怕是还有我们的共和国！

原载九三学社中央主办《民主与科学》双月刊2009年第2期
五柳村2009年5月4日收到

官府何故“帮大款”？

朽 木

山东潍坊市寒亭区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副科级以上干部替开发商卖房并予以考核的消息，一经媒体公布，“民愤”顿起，议论蜂起。议论归议论，气愤归气愤，人们最想弄清楚的还是：官府到底何故这么热衷于“帮大款”。

　　是的，我们这里说的是“帮大款”。这个帮，是实实在在的帮。不仅下红头文件，而且是规定了死任务的，“全区副科级及以上现职干部，每人至少销售一套住房，完不成任务的，按比例从所在单位已认定的全年招商引资中扣减”。

　　军令如山倒，据传媒报道，“当地很多干部对区政府下达的卖房任务感到苦不堪言，怨声一片”。

　　寒亭区可说是一例子。我们很同情寒亭区的那些完不成任务的干部们。我们下面的议论也不专门针对寒亭区政府，而是对这一类现象发出疑问。

　　疑问一：令干部去卖房是不是与政绩工程有关？今年是颇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年头，当地开发商房子卖得好，当地的GDP肯定上得去。如果一切按照市场经济的规矩去做，倒也无可厚非。当地开发商投资做房子，拉动GDP增长，是皆大喜欢的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直接去“卖房”，恐是有GDP崇拜嫌疑吧？是也不是，请明示。

　　疑问二：发红头文件令“卖房”，是不是凸显了当地“土地财政”占了其他GDP相当重的分量？换言之，是不是说，当地财政相当相当一部分就靠这卖地卖楼了？如果是，又想问：你们还有多少地多少楼好卖？没地没楼后，这GDP如何上去？想过子孙后代没有？请明示。

　　疑问三：由官府出面下“令”卖房，兴师动众，这里头，官方（集体）与官员（个人）在其中会不会有利益导向？换句大白话说，卖了房子，房地产商给官方、官员有无好处？顺便问一句肯定没有答案的话：若明的没有，暗的呢？请明示。

　　疑问四：政府出面下文件卖房，官而商了，这是不是滥用行政权力，这是不是官商不分？我们老是讲政企分离，现在居然用红头文件为房企“托市”———不仅是托市了，是直接地“从商”了。这种官商不分，应为政府所为吗？请明示。

　　事出寒亭一地，理关全国各地。事实上，寒亭只不过是表现“明白”一些罢了，一些地方的官员，还有一些专家、媒体之类，这些年不一直像寒亭一样心急如焚地替房地产开发商卖房操心、担心、上心吗？他们为什么不多为普通百姓能否买得起房而操心、担心、上心呢？

　　这，也是老百姓这些年积于心头的最关键的一问———

　　这些官府何故“帮大款”？

　　这些官府的“帮大款”与“傍大款”是否如出一辙？

原载九三学社中央主办《民主与科学》双月刊2009年第2期
五柳村2009年5月4日收到

问题官员的“新官场现行记”应该治理

晨 曦

写过《华南虎事件问题官员疑似复出》一文后，感觉意犹未尽，干脆再来一篇。

问题官员悄然复出并不是什么新闻，媒体多有报道，仅近段事件人们知道的就有：因“瓮安事件”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半年后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两年前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务的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今年三月被曝复出并长期担任县长助理；曾非法进京拘传记者，2008年2月被铁岭市委责令引咎辞职的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当年年底履新，担任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一职；因三鹿奶粉事件今年3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去年问题尚在调查处理阶段时，就已调入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任局长、党组书记一职，职务不降反而有升……

不是说问题官员不可以复出，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对于问题官员，给予他一个复出的机会，这体现了制度理性。这里想说的是，这些因种种问题遭到问责的官员，其复出需要有正当的理由，履行必要的程序和条件，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甚至搞暗中保护、暗箱操作，那么官员的复出就很难让人信服，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问责了。现在，让社会引起争议的，就是这些问题官员屡屡复出时的无理、无据、无序表现。它很容易让人们看到，我们在对待违规违纪干部的问题上，存在着追究不够、网开一面的情况。

其实何止单是对违规违纪的干部追究不够，在对待违法干部的处理上，官员职务犯罪被轻判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前不久检察日报一篇文章就指出，近年来，我国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缓刑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相当突出，引起不少争议。文章以陕西省宝鸡市2005至2008年的情况为调查样本，分析后的结论是：四年间当地“反贪案件的缓刑率最低是44%，最高达到63%，其中有3年超过了50%。而在同一时间段中，公安机关侦查的一般刑事案件缓刑率最高只有33%，最低只有26%，贪贿案件缓刑率平均高出普遍刑事案件27个百分点。实践中，再加上免予刑事处分的，职务犯罪后真正能投入监狱服刑的一直数量偏少。”

注意，此文作者不是别人，而是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此，该文的真实权威性可想而知，该文指出的我国官员职务犯罪被轻判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也可见一斑。

作为体制中人，我太清楚对违纪违法官员宽大处理的良好初衷了。一个人从普通一兵走到领导岗位，不管什么途径都来自不易，因此，官员即使在犯了错误以后，一般来说只要不是特别顽抗作对，大都可以在政策弹性范围内得到宽大处理。干部问题上这种“关爱有加、慈悲为怀”的处理方式，多年来一直是作为一种常态延续下来。我就这样想过：我们的组织真是仁至义尽啊，没准哪一天我犯了错误，也会享受到这种关爱加优惠的。

可是，当我们站在老百信的角度看待这种现象时，我们难道没有发现，这是问题官员在法律法规面前的特别待遇吗？在当今法治社会，官员违法犯罪，凭什么大都减判缓刑，不能与犯相同罪行的普通民众在一个法律尺度内量刑？官员违纪受到处理，凭什么不能像犯错误得到处理的一般群众一样，若干年不再重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的干部资源十分稀缺必须使用所致，还是官场中官官相护的保护意识作祟？一方面我们强调要从严治党，可当问题官员频频出现需要从严治理时，却往往以给干部留一条后路为名宽大为上。这种情况，名义上保护了干部，实际上败坏了党风，助长了干部贪腐问题上自恃无恐的思想。

对职务犯罪（犯错）打击处理不力，干部在法律法规面前享有特权，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情。半月前中纪委到基层召开关于党建问题的座谈会，我作为某一方面的代表参加会议并作了发言。我谈了三点，即：在当前，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应该看到：

第一，在党员教育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反观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小案例，无一不是因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不强、宗旨淡化所造成，改革开放尤其近十年来更是如此。目前，官员以言代法、以身试法的情况，人数上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职务上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年龄上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胆量上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第二，在党员治理上，应正视和解决对违法违规党员领导干部打击不力、处理不严的问题。该问题如本篇前面谈到的这些，不再赘述。

第三，在干部使用上，要改变二律背反和年轻化矫枉过正的问题。一方面，要求选拔任用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工作条例”，另一方面，对符合提拔意图的却不讲任何条件规定，想怎么提拔就怎么提拔，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令条例成为一纸空文。另外，片面强调年轻化，不以能力而以年龄为界限选拔使用干部，把大批年富力强、不在年龄线内的干部，以潜规则形式排斥在外。

大概是上述三点过于直白或直露，与传统座谈会先讲成绩后讲不足、主讲成绩略讲不足的套路有别，我发言后场面一度很静，直到中纪委调查组负责人表态，说“这个发言实在，抓住了实质，很有参考价值 ”后，气氛才活跃起来。后来，调查组特意要去了我的发言提纲，而且从内部传出的消息说，他们座谈会后闲聊又一次提到我的发言，称确实点到了要害。我这才相信，那个评价不是假的，而是真话。

既然是真话，既然点到了要害，那么，实际工作中是不是应该加以重视和改正呢？

最后再回到《华南虎事件问题官员疑似复出》一稿上来。在虎照真伪事情上我曾先后写过几篇文章，意在表达一位有良知的公民对这种公然造假行为的愤慨。这个现代版的“皇帝新衣”是中国政坛的奇耻大辱！相信历史一定会有更精当的描述。我是在五月二日偶然进入陕西林业信息网看到那篇报道的，文章标题中之所以使用“疑似”二字，是因为从现有资料来看，朱巨龙、孙承骞虽无明确的复出记载，但林业厅门户网站的报道中称二位为“厅领导”，难道不是“疑似”苗头？华南虎真假问题上那样大的谎言当地都敢满世界去撒，两个小小的厅长使用，当地怎么不敢内外有别、变通处理？

但愿“疑似”像病理检查一样最终得到排除。朱巨龙、孙承骞两位为在华南虎事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官员也不是不可以复出，但不能操之过急，尤其是不讲程序与透明。

还有，问题官员的“新官场现行记”应该治理，这也是本文所想强调的落笔之处。

五柳村2009年5月3日收到

华南虎事件问题官员疑似复出　
[转自晨曦的光明家园 2009/5/2 21:07:00

今日，在陕西省林业厅门户网站“陕西林业信息网”上偶然读到一则消息。消息写于4月24日，内容是：“4月16日至4月18日，省林业厅乒乓球队参加了省直机关‘信心、力量、奋进’纪念建国60周年系列文体活动——省直机关‘水利杯’乒乓球比赛。省林业厅领导张社年、唐周怀、朱巨龙、孙承骞、赵钰莹、闫宏和其他8名运动员一起参加了团体和个人六个项目的比赛。”

见网络截图：


上述文章中提到的朱巨龙、孙承骞曾是搅动全国的华南虎造假事件中的风云人物，当时二人均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在整个事件中一直力挺造假者周正龙，对事件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朱巨龙，在舆论一片质疑中，公然信誓旦旦地以脑袋担保虎照为真，甚至在陕西省林业厅就虎照事件发出公开致歉信后，还无所畏惧地向前去采访的记者赋诗：“宠辱不惊，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闲望天空云卷云舒”，表达他在造假问题上矢志不渝的坚强决心。事件真相大白后，2008年6月，朱巨龙、孙承骞同时受到行政记过和免去副厅长一职的处分。

两位被免去领导职务的人员，怎么会不到一年又以领导身份出现在该厅发布的消息中？为了核实二人的职务身份，我特意进入该网的“领导简介”中。浏览发现，朱巨龙、孙承骞虽不在其中，但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简介里介绍的领导并不完整，比如，今年二月由陕西农工党副主委一职调入的副厅长唐周怀，上面就没有，这就是说，网上的“领导简介”只是介绍了一部分。从消息发布的排序上看，朱巨龙、孙承骞两人紧随厅长张社年、副厅长唐周怀之后，位次上靠前，明显高于厅纪检组长赵钰莹。按官场一般规则来讲，排序在纪检组长（纪委书记）之前的，除正职以外，一般都为党务与行政副职，如果是调研员、巡视员之类的虚职，排名应在纪检组长之后。显然，这个排序表明，朱巨龙、孙承骞的实职待遇仍然事实上存在。

在我国，领导排序向来是一件十分讲究、草率不得的敏感事情，面向公众发布消息尤其如此。相信陕西林业厅的这条消息一定是熟悉情况的内部工作人员所写。若果真如此，那么人们不免会问：朱巨龙、孙承骞是官复原职还是被重新任命了新的职务？

如果不是，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人被免职本身就是掩人耳目、忽悠舆论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名义上对外被免除职务，实际上对内还在负责，不过是为应对舆论有所交代，采取了一种内外有别、变通处理的保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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